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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六位六十岁以上老人就有一人的生活起居需要他人协助。对许多受薪阶层来说，每个月聘用护工或送老人到养老机构的经费，往往是当地基层白领的一个月收入。在中国医保、长护险给付金额不足的情况下，下一代为了照护失能老人，很可能意味牺牲个人的未来。
“说白了，最可怕的是没钱看病。”
王巍说，“每个月医保到帐户的钱，我听他说过好像就几十块钱，但像他父亲一个人每个月吃药的费用就差不多一千多。至于她母亲（没有医保）则是要完全自己负担”。
现旅居英国伦敦的王巍谈到他好朋友的父母时，十分感叹。 他们住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父亲曾是央企铁路部门的员工，晚年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语言功能出现障碍；担任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则是罹患许多基础疾病，需要吃很多药，也曾一年住过好几次院。而他朋友除了上班赚钱还要照顾孩子，实在分身乏术。
王巍说，当地24小时护工的月薪大约四、五千元。 如果送进养老院，每个月也要至少五千元。他朋友父母“只有一人有退休金，可能每个月就三、四千块钱（以下币值皆为人民币）……。这一点要吃饭、吃药，没有多余的钱。然后他们的子女也没这么多钱去请护工，只能平时晚上过去看看。”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约4400万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属于半失能、失能和失智状态，相当于每六位就有一位生活无法自理。而王巍口中没有足够退休金和医保的家庭，并非少数族群。
关注中国人口发展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邓钢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政府雇员（尤其是官僚）享有相当不错的养老金。但这仅是最多20%的工作人口，“对于其余80%的劳动人口来说，需要依靠个人的私人储蓄或兄弟姐妹来过活。
60至70后出生的壮年人通常有兄弟姊妹互相帮忙。但一胎化政策施行后，80后出生乃至千禧一代将面临421的家庭结构，既没有人一起分担照护父母，又付不起护工或养老院的话，往往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夫妻一方选择兼差维持家计而放弃个人本来的职涯发展。
在成都的Godard Liu，就是70末出生的独生子女。他的父亲因为各种心脏病缠身，使用鼻插管输氧，出门走一点距离就会喘，也无法手提一公升的牛奶。尽管退休金够生活，但还是不足以每个月花五、六千元请看护，因此这早前时间的支出就落在了Liu的肩上。
幸运的是Liu经商有成，可以负担的起，但并非广大的独生子女都能像Liu一样。当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时，中国政府能否满足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需求？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教授邓钢认为，从中国常常慷慨解囊、对外提供援助来看，北京当局其实是有能力提供的。之所以不想，是因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现代文明”的组成欠缺了解，以为实施或效仿七国集国式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会“鼓励懒人”。原先宣传“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也因此成了空头支票。
医药、养老护理费用高昂 医保、长护险给付有限
为了向失能老年人口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中国2016年起试点推行长护险，迄今覆盖全国49个城市。根据国家医保局，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的参保人数达到1.7亿，累计200多万人受惠。
以四川省为例，目前仅成都市推行长护险，拥有社保而且失能超过半年的人可获政府补助，有的养老院甚至能帮忙申请。一名负责客户入住的周经理说，按不同失能等级，“等级越重，补贴就越高。不同城镇城乡也不一样，不是一个定额，可能从几百块到四、五千元都有”。
而成都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也随房型、护理需求的客制化和地理位置差别有所不同。目前，都还有空床可以入住。 周经理说：“便宜的有两、三千，贵的到三万都有。只是硬件、设施或是吃这一块会差一些，但照护模式都是一样的。”
本台咨询的结果发现，如果是在成都市中心的青羊区，比较正规、由集团经营的双人房型至少要7,500元，如果想要比较好或多的服务则可能高达10,000至18,000元。但即便入住客户被评估为失能最高等级，能够向地方政府申请到的基础照护待遇却不到2,000元。
而在医保方面，中国分两种，一是职工医保，涵盖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员工；二是针对农民（工）及儿童的城乡居民医保。根据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计快报，截至2023年底，全国14亿人口当中，职工医保的人数占比不到3成（3.7亿人），城乡居民医保的人数则接近7成（9.6亿人） 。
虽然中国医保覆盖率高达95%以上，但实际承保范围却很窄，而且自付金额高昂。 尽管高达七成以上的住院费用能够报销，但医保能给付药品、手术等费用的程度却很低。近来，越来越多低薪及中等收入阶层对庞大的医疗支出感到力不从心。
本台此前报道，2022年有2,500多万人退出城乡居民医保，主因除了缴纳费用过高，还有感受不到参保的好处。据《转角国际》报道，2023年2月，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应付三年清零政策以来的财政危机，还减少了划入个人医保帐户的金额。 举例来说，武汉市职工的医保帐户金额，从原先每个月260元减少至不到80元，等同变向削减医保给付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2020年间，中国居民自掏腰包看病的负担比重从大约六成（59.5%）减少一半到大约三成（27.7%），但这相比英、美 、加、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医疗发达的国家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来说，还是高出一大截。
这意味即便政府推出医疗保险和长护险，目的是为了减轻民众的财务负担，但对许多人来说，依旧是“ 可有可无的状态”。
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卫学教授峰村铃木（Rie Suzuki，音译）表示，尽管中美两国由政府推出的医保实际能帮病患支付的额度都不高，但在中国，照护失能老人的家庭负担可能比美国还重，这是因为中国欠缺其他相应的福利政策。她举美国为例，在佐治亚、密苏里、蒙大拿、新泽西、北达科他和南卡罗来纳等六个州，民众可以把赡养失能老人的费用纳入至高5,000美元的薪资扣除额。
而在中国，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额最高只到3,000元人民币。
农村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更严重
中国城市居民尽孝道、照护失能老人的负担沉重，农村的情况恐怕更糟。
海外时事评论人蔡慎坤说，他母亲高龄80多岁，疑似罹患阿兹海默症，近两年脾气古怪、记忆时好时好坏。虽然母亲平时有护工照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每周也会几次到广东农村看望母亲。但这在农村属于特例，因为普遍的情况是“非常多老人失能之后，基本上就自生自灭的状态”，“地方政府没有想过要真正去为老人提供一些长久的服务”。他说，能每个月花费三千元请24小时护工的，“要么是家境条件好一点的，要么是特别有孝心的”。
蔡慎坤说：“现在（农村）家庭除了有低保之外，很多实际上连养老金都没有。他们完全要后代养，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政府，因为找也知道没用。”许多人就在如此孤立无缘，子女也因为在外地打工而无法照料的情况下死去。
本台此前报道，台湾阳明大学医学院教授范佩贞的团队发现，2015年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几乎是城市的两倍。每十万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约22人自杀，且这个数字随着年龄增加而继续扩大，80岁以上的自杀数字达52人，85岁以上高达66人。相较之下，城市老人的数字分别约为13人、26人、41人。
蔡慎坤对此建议，政府应积极向民众推广各种可能导致失能的疾病，提供引导、预防性的指导意见。密西根大学公卫学教授峰村铃木也认为，如果能早一点学习晚年生活的可能样貌，就能越早做好准备，像是进行住家改造，讓环境变得更友善老人，例如减少住家内外的阶梯，同时培养老人独立生活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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